海趣

福建-泉州-伊斯蘭教
傳播
　　伊斯蘭教創建於公元610年。　　據何喬遠《閩書》記載，唐·武德中（618—626年）有阿拉伯伊斯蘭教的傳教教士沙偈儲和我高仕二人（相傳是穆罕穆德門徒中的三賢、四賢）來泉州傳教，後卒葬於泉州東郊靈山，世稱「聖墓」。雖曰傳說，但可說明阿拉伯人很早就來泉州傳教，並以此作為據點。
（參見《泉州山川·靈山》）　　1965年，考古學家在泉州發現一塊唐·永徽元年（650年）的伊斯蘭墓碑，上面寫著：「此乃侯賽因·本·穆罕默德·薩拉達之墓，真主降福於他，亡於回歷二十九年三月。」
這證明在晉江設縣以前，當地就有穆斯林居住了。　　五代時，泉州刺史王延彬「多發蠻舶，以資公用……郡人藉之為利，譽招寶侍郎」
。20世紀70年代，惠安出土10世紀波斯藍色瓷瓶碎片，表明10世紀泉州與波斯貿易頻繁，伊斯蘭教伴隨傳入是理所當然的，但缺乏直接證據。
　　北宋·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，泉州設置市舶司，隨後設立來遠驛、蕃坊、蕃學，並允許創建清淨寺和建立外國人墓葬區。於是阿拉伯、波斯穆斯林客商紛至沓來。　　北宋·大觀、政和年間（1107-1117年 ），「泉南請建蕃學」。時居留泉州的「諸蕃有黑白二種，皆居……蕃人巷」。所謂「蕃人巷」
，即蕃坊。　　據現存通淮街聖友寺裡的《重立清淨寺碑》雲，南宋·紹興元年（1131年），波斯「有納只卜·穆茲喜魯丁者，自撒那威從商舶來泉，創茲寺於泉州南城」
。　　有一位波斯穆斯林叫施那威（波斯人有以其籍貫地名作名字的習慣），為了讓在泉州貿易、傳教的外國穆斯林能夠安心生活，於紹興三十二年（1162年）在泉州東郊山坡上，購買土地，剪除雜草，夷鏟其瓦礫，「則廣為窀穸之坎，且復棟宇，固以垣牆，嚴以扃鑰，俾凡絕海之蕃商有死於吾地者，舉於是葬焉……生無所憂，死者無所恨矣……是將大有益於互市。」
　　南宋·嘉定十年（1217年），日本佛教僧人慶政上人
到泉州開元寺學法，帶回阿拉伯文字的伊斯蘭教詩歌。
　　在泉州後來也發現多方南宋末年的阿拉伯穆斯林的墓碑，他們的身份有的是貴族，有的是教長，有的是商人。　　南宋·淳祐十年（1250年），伊斯蘭教建立馬木魯克王朝，勢力大振。南宋·開慶元年（1259年），旭烈兀
在大馬斯革的第三次西征軍被馬木魯克王朝擊潰而東歸，開始了來南宋的過程。元軍把大批穆斯林各族人民作為戰利品，南下福建的邵武、福州和泉州。伊斯蘭馬木魯克王朝和中國的元朝，是泉州伊斯蘭教傳播的鼎盛時期。
　　隨著蒙古西征的東歸，許多阿拉伯、波斯穆斯林商人，通過海上貿易通道，把伊斯蘭教向東傳播。蘇門答臘島是東西交通的中轉站。自 13世紀中期至14世紀中期的100年間，大量阿拉伯、波斯穆斯林客商湧向泉州。他們在泉州建清淨寺、設蕃坊。　　波斯開才龍城（Kazeruh）人夏不魯罕丁於「（元）皇慶間（1312—1313年）隨貢使來泉（住排鋪街），修回回教，泉人延之，住持禮拜寺，寺宋紹興創也」（《泉州府志》）。夏不魯罕丁住持這座寺長達60年。也門人奈納·歐默爾教長和波斯人加麥爾丁等人各造一座清淨寺。據泉州《重立清淨寺碑》載，元代泉州城內的清淨寺「增至六、七」座。元·至正七年（1347年），摩洛哥大遊歷家、虔誠的穆斯林伊本·巴都他，以印度使臣的身份到泉州港，會見住泉州的波斯人蕃坊理訟師塔及愛丁，著名教長夏不魯罕丁和開瑪爾愛丁，以及泉州大商人、塔泊利茲城（Tabriz）人捨刺甫丁（Serafeddin）。
　　宋、元時住在泉州的穆斯林，有的因對泉州海上貿易有功而的到官職，有的因軍功顯赫而的到官職，有的出資從地方政府買得官職。　　吳文良《泉州宗教石刻》（科學出版社，1957）收集有「潘總領」墓碑，碑面刻有阿拉伯字和漢字，這個「潘總領」可能是宋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。
　　早在南宋就寓居廣州的阿拉伯人蒲開宗，原為占城富商。於南宋·嘉泰四年（1204年）以前從廣州舉家遷徙泉州。蒲開宗因貿易有功，被授予「承節郎」官銜，並於嘉泰四年任安溪縣主簿。蒲氏長子蒲壽宬，於「鹹淳七年（1217年）知梅州」；次子蒲壽庚，因協助政府擊海寇有功，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「授福建、廣東招撫使總海舶」，掌握財產「巨萬，家僮數千」，成為導元傾宋的主要力量。元初，壽庚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。壽庚長子師文，授官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元帥兼福建道市舶提舉。蒲
氏父、子、孫的相繼任官，對發展泉州的海外貿易，促進泉州伊斯蘭教的傳播有巨大的影響。　　元朝時，穆斯林在泉州任官的還有不少。較著名的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後裔賽典赤·異密·烏馬兒，他於元·大德元年（1297年）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時省治設泉州；大德六年（1302年），他調任浙江行省平章政事。就在他離任泉州時，他的兒子杜安子杜安沙逝世。杜安沙
的阿拉伯文墓碑於廿世紀50年代在泉州發現。還發現阿拉伯人或波斯人任永春縣達魯花赤（掌印官）。　　更多的穆斯林長住泉州經商，與泉州人通婚，他們的後裔在泉州被成為「半南番」
。今日泉州南門外晉江陳埭丁姓、惠安白奇郭姓、西門外南安豐州黃姓、塗門外法石的金、夏、郭諸姓、城內塗門街一帶的夏、蒲、葛、丁、馬、黃、郭等諸姓，都是古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後裔。　　考古挖掘發現，泉州地區廣泛分佈著宋、元時代阿拉伯、波斯穆斯林的石墓（參見《伊斯蘭教·影響·雕刻藝術》）。石墓有彌座式和須彌座祭壇式兩種，墓前豎立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，內容一般為死者卒亡年月、姓名、籍貫和《古蘭經》等。泉州中世紀穆斯林墓葬區，遍佈東郊和東南郊，在城區某些地方也可看到。當時，一些名望甚高、善行大度的教長或長老，死後葬於清淨寺附近或圍牆內；另一些穆斯林「歸真」後，葬於自己家中的花園裡。
　　元·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（1357-1366年），泉州港的波斯人萬戶賽甫丁、阿迷裡丁和市舶阿巫那，介入元末宮廷內訌的奪權鬥爭，泉州港巨額的稅收，因此成為爭奪的焦點。史稱「亦思巴奚」
戰亂，泉州伊斯蘭教受到嚴重打擊。　　入明之後，朝廷宣佈「禁蒲姓者不得讀書入仕」
，伊斯蘭教受到嚴重摧殘。明·永樂五年（1407年）,皇帝頒布保護伊斯蘭教敕諭，泉州伊斯蘭教得到保護，至今敕諭碑仍砌於清淨寺牆上。　　明代儒林士子倡導「以儒化夷」
的文化吸納策略，以儒、道、釋的思想來附會伊斯蘭教教義。　　如嘉靖間進士王慎中在《李母金氏七十壽序》裡，詮釋穆斯林金氏的婦道、教道，是她「一念清淨真體」
的結果。　　又如萬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泉州大地震，伊斯蘭教中心崇拜場所塗門街清淨寺部分毀損，住持夏日禹主持重修。泉州名儒李光縉認為這是「公役」，符合儒家社會事業的思想，而且認為伊斯蘭教主張淨心，與儒學之慎修同理，提倡薄葬，又與墨子之節喪同理，故可變成與儒、道、釋相同的宗教，與社會有益，支持倡修。萬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，李光縉《重修清淨寺碑記》提出：「儒道如日中天，釋道如月照地，余謂淨教亦然。」進而從道教角度強調通淮街清淨寺「峙文廟青龍之左角」，說「茲樓之勝，於文廟有關」。李光縉在《重修清淨寺募緣疏》裡，強調清淨寺的重修要按道教「籌坎離而宅其中」
。因此這次重修，是按道教的太極、兩儀、四象、八卦、乾元、九天等來設計的。　　此外，明代泉州回族內部出現了不少的儒士化知識分子，他們一方面淡化伊斯蘭教信仰，另一方面在儒禮所涉及的典章制度裡，找到了儒、道、釋、回四者最根本的共同點，即對天要敬，奉天、法天，對已要其心誠敬，其行明潔。如思想家長李贄的二世祖林駑，娶波斯婦為妻。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，其後裔在《榮山李氏族譜·垂戒論》譴責先祖林駑「從妻為色目人」，家族中有人「從母為色目人者」。認為先祖信仰伊斯蘭教是「迷於色目之俗而不能悟，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，不行其行而行夷狄之行，俾其子孫胥而為夷」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4年），李贄族兄林開先的祖母迭貞勤臨終遺囑云：「吾父……家襲清淨之教，迨其將終也，授其祖教而囑人以三日葬之……葬吾禮當亦如之」。迭氏逝世後，林開先、李贄等卻認為「今乃欲如其命也，則有所大不忍者而侍其情。於是以周公、仲尼之道葬之」
。這就是以儒家孝道取代伊斯蘭教習俗。　　因此影響，明代以後泉州伊斯蘭教徒出現「漢化」傾向，一些穆斯林聚落竟然與當地漢人一樣形成家族村落並創修族譜。明代宣德年間（1426—1435年）在穆斯林內部還出現了主張伊斯蘭儒化和反對儒化的「回儒之爭」（吳幼雄《泉州宗教文化》）。
　　嘉靖、萬曆年間，泉州伊斯蘭教勢力衰退了，從通淮街清淨寺的修繕即反映出來。如正德二年（1507年）的重修是靠一批穆斯林募捐進行的。隆慶六年（1567年），修木塔五層，是知府萬慶捐俸，由住持夏東昇等人董其役。萬曆三十五年（1607年），泉州大地震，寺樓頹其角，由知府姜志禮、知縣李侍問捐俸重修，由住持夏日禹
等董其役。清·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年），泉州大風，禮拜寺塔圯，再沒有能力修復了。　　清代，泉州伊斯蘭教有幾次重興，均由來官泉州的穆斯林捐資協助，並倡導教務。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福建汀延邵等處地方總兵官左都督陳有功、福建陸路提標左協中軍游擊陳美來官泉州，目睹泉州伊斯蘭教式微，「即延師諫督我教門諸子，學經解篆」，重興通淮街清淨寺，在寺中辦學校，學習阿拉伯文字，讀《古蘭經》，解釋《古蘭經》，並重修靈山聖墓。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年），提督馬建紀來官泉州，在禮拜教規。同治十年（1817年），提督江長貴來官泉州，自聘阿訇住持教寺，倡導教務，重奠教基，泉州伊斯蘭教又一次得到重興。但隨著江長貴
離去，教務隨之而頹。　　民國13年（1924年），許寶玉阿訇受北京回教總會的派遣，來泉州住持清淨寺。時濟南道伊唐柯三贈對聯云：「清真乃吾教所宗，畏天命、畏聖言，應共守先賢訓誨；孝悌是人倫之本，愛國家、愛團體，當更具有民族精神。」民國25年（1936年），成達師範校長唐柯三派畢業生張玉光阿訇住持泉州教務。按張阿訇自述，其時清淨寺「勢如孤廟」，教徒「未聞主麻之舉」，「只知不食豬肉，其他皆無禁忌」。論人口，「僅信仰薄弱之回民十一戶」；論經濟，「則十捨九寒」；論人才，「更寂焉無聞」。張氏以舊禮拜大廳租與宰牛公司，以月租金倡辦成達師範附設小學，有回漢學生一百多人。後改名清真國民學校，倡教務，復教者漸眾。民國28年（1939年），在清淨寺成立中國回民抗日救國協會福建省分會，到會代表六七百人。分會下轄白奇支會和檀江、陳江二個區會。省分會會址設泉州清淨寺，出版《正源月刊》，宣傳教義和抗日救國。民國29年（1940年），張阿訇辭世，唐柯三派金明增阿訇繼任。民國37年（1948年），馬厚恩
阿訇繼之，直至新中國成立。
影響　　宋元時代，阿拉伯、波斯穆斯林商人到泉州貿易，定居泉州，與當地漢人通婚，其後裔當地人稱「半南蕃」
。明朝中期，他們的人口繁衍，聚居點形成。他們有共同的民族生活習慣和民族心理，並且保留其祖先的伊斯蘭教信仰，以當地漢語為其語言文字。伊斯蘭教伴隨海外貿易傳入泉州，在文化方面留下深刻的影響。
　　社會教育
　　北宋大觀、政和年間（1107-1117年），泉州建立蕃學。所謂蕃學，即授蕃客以其國之文字的學校，或授其以中國文字的學校。宋元時代，穆斯林蕃客船靠岸，即有舌人（翻譯）登船說合，在舌人引導下參加市舶司舉行的閱貨宴、送行宴。此等舌人可能為蕃學所培養。　　古代每一座清淨寺都是一座學校，阿訇教習阿拉伯、波斯文字。這種經院的教學形式，在泉州被長期沿襲下來，為伊斯蘭教文化的長期流傳提供了條件。明、清時代，泉州清淨寺也教習「小兒錦」，它是西北穆斯林創造的一種「經堂」
文字，即用阿拉伯語字母拼寫漢語，方便中國穆斯林學習《古蘭經》和《聖訓》。被聘請住持清淨寺的阿訇，不論住持時間長短，幾乎都辦學員班，教習阿拉伯文字，對中阿文化交流起了溝通和橋樑作用。
　　語言文字　　泉州回族語言裡，還保留著不少阿拉伯的痕跡，特別在穆斯林中更是如此。如星期五禮拜日，即沿用阿拉伯語音稱「主麻」日；「阿含抹」，即世稱長老；「布伯」者，即主管；「安拉」即真主；「以瑪目」、「阿訇」，即教長，清淨寺的主持人；「都哇」，一種祝福的宗教儀式；「也貼」，即佈施；「這那則」，即殯禮；「塔布」，即棺匣；「蘇卜」，即言謝之意；「色蘭」，即問安祝賀之願；「夏赫」
，即長者。　　現今泉州保存數百方阿拉伯文字的清淨寺碑和墓碑，這些都是阿、波穆斯林在泉州遺存的文字實物。泉州穆斯林在過春節時，則在自家大門口貼上阿拉伯文字書定的「清真言」
　　雕刻藝術 　　現存泉州通淮清淨寺大門門樓的三層穹頂，其建築形式是仿阿拉伯、波斯和敘利亞清真寺的建築形式。第一層為藻井式尖拱穹形頂結構；第二層為藻井式龜背紋穹頂結構；第三層為甬道頂「拱拜」
式圓頂蓋。這座門樓混合伊斯蘭和中國藻井式建築藝術，是中阿合壁的建築藝術佳作。
　　古代，泉州伊斯蘭教徒石墓大體可分為二類。　　其一是須彌座式石墓。一般有三、四、五層數種，一般由兩塊以上石頭雕成，小孩墓則由一塊石頭雕成。石墓雕刻形式，源於印度佛教的浮屠，是印度佛教浮屠基礎上的一種發展。石墓頂層一般作尖拱形狀，正面浮雕「雲月」
，此為阿拉伯的標誌。其餘四層一般由一至二塊石頭雕成，底層為如意狀六足雕刻，第二層為纏枝花圖案浮雕。這是混合羅馬、希臘、印度、阿拉伯和中國的雕刻藝術於一體的作品。第三層為浮雕菩提樹葉，為印度藝術。第四層往往刻《古蘭經》文。
　　其二是須彌座祭壇式石墓。是由多塊雕如狀。蓮花瓣、擋垛石組成。石墓呈長方形，上部與下部對稱，中間束腰，狀如祭壇，墓平頂，豎墓碑。
　　這兩類石墓，其雕刻藝術發源於印度犍馱羅之建築藝術，它是由公元4至5世紀的混有羅馬、希臘、安息、波斯、印度的犍馱羅式的油撒孚擇伊式的塔婆（浮屠）發展而來的。
　　樂器　　泉州古老的樂曲南音，以及著名戲劇梨園、高甲、木偶戲等戲種中，有一種重要樂器叫瑣吶，聲音清揚，音色優美，泉州人叫「暖仔」，西北穆斯林稱為「蘇爾奈」
，是從波斯傳入的古老樂器。
　　軍持 　　軍持是古代泉州的一種外銷瓷器。「軍持」一詞，來源於印度梵語，意即水瓶。原為印度佛教僧人雲遊四方攜帶的貯水瓶。伊斯蘭教傳入南洋群島和中國後，軍持又為伊斯蘭教徒所採用，用以盛水作為禮拜前的小淨之用。因此軍持成為伊斯蘭教流行地區的一種銷量很大的瓷器。蒲壽宬《心泉學詩稿·山中井》有「明月照我牖，獨起攜軍持」
句。
　　宋元時代，德化屈斗宮窯，晉江磁灶士尾庵窯和蜘蛛山窯出產軍持，泉州港成為大宗軍持出口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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